也展示出寓言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密切关联,寓言式电影的集中出现

  近年来,国产电影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趋势是寓言式电影的集中出现,它展现出当代中国电影创作者强烈的表意欲望。这一电影创作趋势的核心表现是创作者营造出鲜明的电影假定性,并在这套假定的基础上,试图用电影语言去概括更宏大的人性、社会和历史,甚至是探讨抽象的哲学话题。从2018年的《一出好戏》《动物世界》《邪不压正》《西虹市首富》,到2019年贺岁档的《疯狂的外星人》,都可以被视作这类电影的代表。寓言式电影的集中出现,首先拓展了影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丰富联系,进而在形态与风格等方面体现出可贵的创新它意味着中国影视创作者们已经发现,表现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有更丰富的形式。

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开辟艺术新空间

该报告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2018年中国电影的这种寓言体现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电影认知的升华: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艺术形态,表达我们对于现实和历史、社会和人性的认知深度和表达深度,表达我们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终极关怀。

  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开辟艺术新空间

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庄子》不仅提供了最早的关于“寓言”这一文类的命名,也展示出寓言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密切关联。其中有很多则经典历史寓言,以夸张地改写历史真相的方式来传情寓意。此后,寓言一直是历史想象和历史叙述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寓言式的影视作品则为我们深入历史肌理去理解时代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当代的渠道。

该报告主编、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陆绍阳说,一个时代的急剧变化,有时候会使得相对封闭的线性的戏剧性故事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远远不足以表达出人们对现实体验和认知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种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通过寓言形态去更形而上地概括时代、社会、人性的创作倾向。

大奖888pt手机 ,  这种基于历史背景的寓言体的电影并没有完全架空世界观,它微妙地保持着和历史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的营造和控制,本身也成为用故事表达寓意的一种艺术手段。《邪不压正》给我们展现了北平的历史景观,如影片常常通过人物对白和字幕刻意地强调历史真实存在的地址。但是当演员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北京四合院的房顶出没,影片又将观众抽离出真实的历史现场具体的、细节的生活史被片中角色们踩在脚下,不论是钟楼还是裁缝铺的天台,都是在历史的第二层面上搭建起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传奇和寓言正是发生在这个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空间层次中。

《邪不压正》和姜文此前执导的大多数作品风格保持一致——皆尝试通过个体传奇故事来探究现当代中国大历史。这些电影作品的历史叙述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作品试图利用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身份和对白指涉真实存在的历史细节,甚至让他们直接参与到历史中,留下痕迹、线索;另一方面,又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消解甚至摧毁电影与历史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而去反思和嘲讽既有的认识和观念。《邪不压正》对于不同语言混搭式的使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寓言的有趣案例。影片开始,我们意外地看到,主人公李天然的美国上司在用母语下达命令时蹦出来中文和法语。这种混搭提供了一种笑料,刻意地用电影手段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感。随后,亨德勒医生在北京腔和英语之间流畅切换,甚至用北京俚语教训李天然,这种超现实的笑料仍然延续着。但是,当我们听到根本一郎用蹩脚的中文教一群中国人读《论语》时,语言的混搭开始展示出寓言的力量——这个场景当然不是历史本身的逼真描绘,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明显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展开对真实历史的思考,尤其反思文化身份的融合与互动。

报告称,除了这种带有强烈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寓言性叙述外,还有一类寓言式电影更加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表达,依靠假定性情境和封闭空间,甚至还通过风格化的视听形式来达成某种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一出好戏》试图通过孤岛求生的故事模式来讲述关于人类文明和人性善恶的寓言。《动物世界》用“石头剪刀布”的简单游戏方式和一套金钱和人性挂钩的游戏规则,寓言式地回应了亲情、友情和信任等人性难题。

  最终,这种对历史的电影叙述成为关于历史的寓言。虽然以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北平作为历史背景,但导演并不着意于历史的精确描摹,而是借用历史抒发自己的感悟。《驴得水》《黄金大劫案》等也可以归为这一个类。这种类型与风格部分地来自于昆汀、科恩兄弟等黑色喜剧导演与历史叙事相遇带来的惊喜,尤其是《无耻混蛋》和《阅后即焚》中对于历史的解构。而当其广泛地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中时,则体现出当下创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

这种基于历史背景的寓言体的电影并没有完全架空世界观,它微妙地保持着和历史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的营造和控制,本身也成为用故事表达寓意的一种艺术手段。《邪不压正》给我们展现了北平的历史景观,如影片常常通过人物对白和字幕刻意地强调历史真实存在的地址。但是当演员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北京四合院的房顶出没,影片又将观众抽离出真实的历史现场——具体的、细节的生活史被片中角色们踩在脚下,不论是钟楼还是裁缝铺的天台,都是在历史的第二层面上搭建起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传奇和寓言正是发生在这个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空间层次中。

“虽然这类电影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是最大众的‘快餐电影’‘爆米花电影’,但它们的出现以及相当一部分观众对这类影片的认可,都使得中国电影大大提升了表意空间和艺术空间,也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境界。”他说。

  《邪不压正》和姜文此前执导的大多数作品风格保持一致皆尝试通过个体传奇故事来探究现当代中国大历史。这些电影作品的历史叙述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作品试图利用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身份和对白指涉真实存在的历史细节,甚至让他们直接参与到历史中,留下痕迹、线索;另一方面,又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消解甚至摧毁电影与历史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而去反思和嘲讽既有的认识和观念。《邪不压正》对于不同语言混搭式的使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寓言的有趣案例。影片开始,我们意外地看到,主人公李天然的美国上司在用母语下达命令时蹦出来中文和法语。这种混搭提供了一种笑料,刻意地用电影手段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感。随后,亨德勒医生在北京腔和英语之间流畅切换,甚至用北京俚语教训李天然,这种超现实的笑料仍然延续着。但是,当我们听到根本一郎用蹩脚的中文教一群中国人读《论语》时,语言的混搭开始展示出寓言的力量这个场景当然不是历史本身的逼真描绘,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明显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展开对真实历史的思考,尤其反思文化身份的融合与互动。

其次,寓言式电影通过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情节,将现实主义的价值通过虚构的方式进行提炼,从而呈现出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遍性的探寻。创作者发扬电影艺术戏剧叙事的传统,并借助电影工业的力量使丰富想象得以呈现,提升了影片的视听呈现水平。不论是《疯狂的外星人》还是《西虹市首富》,都为探讨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充分的戏剧张力和视听冲击,为人性寓言的探讨配备了适于广大电影观众接受的艺术形式。由此可见,处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寓言式电影大量涌现,既得益于当下中国电影创作者针对时代呼声和现实生活的艺术探索,也是电影产业改革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带来的成果。

“这些电影都不满足于叙述一个结构完整的戏剧性故事,也不满足于塑造几个传奇性的人物,而是试图通过假定性、符号性,去概括更宏大的人性、民族、社会和历史,去表达更加抽象的艺术主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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